新疆博物館線上精品文物展以新疆博物館二期全新的《新疆歷史文物陳列展》為依托，介紹的展品大多數為首次展出的精品文物。這些珍貴的歷史文化瑰寶是系統闡明歷代中央政府治理和管轄新疆的重要力證，是揭示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內涵的珍貴實證，是深化和拓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研究的科學史證。

先秦珍寶

考古發現的重大成就，實證了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國是東方人類的故鄉，北京猿人在50萬年前就發明人工用火術，為全球最早之一；早在1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就種植粟、水稻，農業起源同西亞北非并列第一。新疆地區人類活動的歷史，可追溯至距今4萬—5萬年前后的舊石器時代中晚期。距今約1萬年前后，我國進入新石器時代，新疆發現的眾多以細小石器、磨制石器等為主的文化遺存，也體現了原始狩獵采集經濟和原始農業經濟生活方式。夏商周時期，新疆地區物質文化發展，先后進入到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多樣化的生態環境條件，多元化的族群及文化傳統，孕育了新疆地區多姿多彩的社會經濟發展面貌。

鉆木取火器

　　出土于吐魯番地區托克遜縣阿拉溝墓葬 距今約2500年

鉆木取火器，在鄯善洋海墓地、且末扎滾魯克墓地、尼雅遺址等都有發現，出土總數達60余件。新疆出土的取火工具種類繁多，從出土取火工具來看，取火主要都是用木板和木鉆相配套來制取火種，而且這種取火工具形制規整，選料考究，一般取火板（母棒）的木質較軟，而木鉆的木質則比較硬，取火器的形制有明顯的預制性，且具備材料易得、制作簡單、便于攜帶、取火方便、取火效率高等諸多特點。

鉆木取火器易于攜帶，方便使用，是新疆地區青銅至早期鐵器時代先民在游牧，打獵或戰爭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由于木材易于腐朽，鉆木取火器在考古遺址中很少發現。因為新疆特殊的自然環境和干燥氣候才得以保存下來，為我們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實證。表明早在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新疆地區的先民就已經普遍掌握了用火的技術。

知識拓展：鉆木取火是根據摩擦生熱的原理產生的。木原料本身較為粗糙，在摩擦時，摩擦力較大會產生熱量，加之木材本身就是易燃物，所以會生出火來。是遠古時期人們便攜式取火的代表性工具。

鐵格夾金腰帶

　　出土于阿勒泰地區哈巴河縣喀拉蘇墓地15號墓葬 距今約2300年

腰帶整體展示出比較復雜的工藝技術，大體是用鐵制網格和薄鐵板把事先加工好的壓印有花紋的金板夾住，通過網格顯露出金板的花紋。這樣大小不一的金牌飾有八塊，以及圓環形金牌飾三塊，加上包金帶鉤，組成了金腰帶的主體，背襯原應襯以皮帶，整體精美大氣。是研究亞歐草原早期牧業文明的葬俗葬制的重要歷史實物。

知識拓展：喀拉蘇墓葬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區哈巴河縣加依勒瑪鄉闊克塔斯村西北，該墓葬發掘出墓葬50余座，出土石器、骨器、陶器、銅器、鐵器、金器等珍貴文物約600余件。這批墓葬年代跨度大，依據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組合、特征的不同，結合碳十四檢測結果，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時代，從較早的戰國時期到公元7世紀左右。其中十五號還發現殉葬馬13匹，是該墓地中規模最大、規格最高、出土文物最為豐富的墓葬，也是新疆目前考古發掘中發現殉葬馬匹數量最多的一座墓葬。對于研究亞歐草原早期牧業文明的葬俗葬制提供的重要實證。喀拉蘇墓地的發掘將進一步完善阿勒泰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青銅時代到早期鐵器時代文化序列的研究，并為前絲綢之路時期與近鄰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

漢代遺珍

漢朝時期，是中國多民族大一統格局基本形成的重要歷史時期，漢王朝以懷柔遠方的雄才大略、宏富的內在特質、兼收并蓄的氣量，造就了政治開明、經濟發展、國力強大、文化昌盛的兩漢文明。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區就是中華文明向西開放的門戶，是東西方文明交流傳播的重地，漢代張騫“鑿空西域”后，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琵琶、羌笛等樂器由西域或通過西域傳入中原，中原農業生產技術、禮儀制度、漢語書籍、音樂舞蹈等在西域廣泛傳播。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長期交流交融，推動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促進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發展。

倉頡篇漢簡

　　出土于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 漢代

木簡殘長15.4厘米、寬1.08厘米、厚0.8厘米，上殘存有“溪谷阪險丘陵故舊長緩肆延渙”13個字，木簡背面上端也存有3個字，字跡已模糊。倉頡篇是古代孩童們啟蒙識字的課本，更是新疆發現的最早的語言文字材料，是樓蘭遺址和尼雅遺址出土的西漢時期漢文簡牘。漢簡的發現表明，西域都護設立后，漢語言文字是西域官方通用語言文字。

知識拓展：兩漢時期，中央政府采取設官建制、頒賜印綬、封賞贈賜、屯田戍守、安輯誅伐等，統轄和治理天山南北（西域）軍政事務，密切了西域同中原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絲綢之路得以拓展。尼雅遺址位于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據考證，這里是《漢書·西域傳》中所記載的絲綢之路南道上重要的綠洲城邦——精絕國所在之處。此遺址除倉頡篇漢簡之外，還出土了大量的漢簡、木牘文書，為研究古代中原漢文化在新疆地區的傳播、推廣等具有重要意義。

八龍紋金帶扣

　　出土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縣金疙瘩墓葬 漢代

金帶扣長9.8厘米，寬6厘米，重約50克。金帶扣方尾圓首，呈馬蹄形，扣孔窄小，扣舌較短，靠近前端有環孔，并裝有活動扣舌，用以扣住腰帶。扣面凸顯1條大龍和7條小龍，群龍戲水，在急流中翻騰跳躍，或隱或現，充滿動感。龍身多處鑲嵌綠松石和紅寶石（多數已脫落）。龍身花紋和水波紋用金絲焊接而成，其間綴滿小金珠。制作工藝采用金質模壓捶揲成型，整件帶扣工序極其繁復，帶扣圖案盤紋錯節，設計極為精巧。八龍紋金帶扣，是西漢政府封賞給焉耆國王的贈品，是國家通過封賞贈賜實施邊疆地區治理的具體體現。

知識拓展：《漢書·焉耆國傳》載：“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焉耆是漢通西域北道必經之地。公元前53年后，西漢在焉耆屯田，北魏時在此設鎮，唐代在此設督都府。焉耆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發達的經濟文化成為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金帶扣可以看做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后，中原與西域存在政治、經濟、文化聯系的重要例證。

和田出土五銖錢

出土于和田買力克阿瓦提遺址 漢代

錢幣呈圓形方孔，正面鑄漢文篆書“五銖”二字。公元前60年，西漢統一西域后，新疆地區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更為密切，五銖錢成為當時新疆地區主要流通的錢幣之一，新疆地區多地都曾發現數目龐大的漢代五銖錢。

20世紀初，斯坦因在新疆和田較早地發現了五銖錢，僅在約特干遺址就發現了五銖錢470枚。新中國成立后，新疆考古人員在和田陸續發現了五銖錢。并于上世紀70年代，和田買力克阿瓦提遺址一次出土了45公斤漢代五銖錢。1999年，和田地區墨玉縣英雅爾鄉一農民在挖灌溉渠時發現了一處窖藏錢幣，共13.5公斤其中絕大部分為五銖錢，主要有曹魏五銖、蜀五銖等。

知識拓展：在樓蘭、車師、焉耆、龜茲等地綠洲城邦遺址中都有發現五銖錢，均清晰地反映出了當時漢朝的五銖錢已經成為西域的通行貨幣，通行于各地。從這些鑄幣使用的文字、錢文釋義、制作方法等方面的特征來看，都印證著新疆自古以來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銖錢的出土，是歷史上新疆地區與中原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密切聯系的縮影與見證。